1941年腊月的凌晨，掘港镇公所后院临时改成的刑场里，海风裹着霜气吹得枪口作响。行刑队刚端起步枪，被绑在木桩上的孙二虎猛地昂首，嘶吼一句“杀了我！”。这一声划破寂静，还未落地，旁边传来一句极不合时宜的“快给他松绑”，喊话者正是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陶勇。惊愕写在所有人的脸上，毕竟两天前，正是孙二虎率人劫了新四军的军需船，伤了三个战士。
要理解陶勇这句看似荒唐的命令，得把时间线往前拨一年。1940年秋，黄桥大捷后，新四军东进如东，肩负开辟沿海通道的重任。彼时的近海，被五股大小海匪盘踞，日伪在陆上一堵，海面就靠这些人作梗。对外来船只而言，打着骷髅旗的孙二虎是“海上霸主”；但对如东百姓，他只是披着渔网的劫匪。陶勇要想把部队和根据地的生命线打通，这道关口躲不过，也绕不过。
有意思的是，孙二虎出道并不邪恶。十七岁孤身驾舢板闯黄海，靠力气和胆子养活一家老小。可是日军封港征税、伪警横征暴敛，他的渔获卖不出去，只能掉头抢商船维生。“活命要紧”成了口头禅，慢慢把他推向匪道。短短两年，他手下聚了百余人，五条三桅大船火力不逊一个排。大洋深处，孙二虎认枪不认旗，谁肥他抢谁，新四军也未能幸免。
1941年初，新四军两次运输受阻，陶勇坐不住了。直接围剿？掘港外那片暗礁密布的水域，新四军不熟；拖延不理？根据地物资断顿。陶勇反复掂量，定下一招“擒其魁，化其众”。侦察排化装渔民潜入庙会，十七人潜伏三处，连夜摸清岗哨和撤退路线。农历八月十二的龙王庙会，人声鼎沸，孙二虎带着七名心腹进庙吃素斋，门一栓，早布好的暗枪齐亮。短促交火后三分钟，“海贼王”被拿下。
被俘第一夜，陶勇没有审讯，只让医护给孙二虎处理臂上的擦伤，还递了碗热粥。第二天开审，孙二虎一句“老子活够了，痛快点”吼得队列一震。陶勇却笑了，他看中的正是这股不服天不服地的狠劲。枪毙一个匪首容易，可苏中缺的不是烈士，而是熟水性懂航道的敢死队。陶勇示意解开绳索，转身对警卫员说：“带他去洗把脸，回来谈事。”
短暂的几小时里，陶勇给孙二虎摆出三笔账。第一笔是仇账——三名负伤的新四军战士，弹孔还在；第二笔是苦账——五千多名难民眼下靠根据地救济，海上物资一断，就是断粮；第三笔是前程账——“你枪法好、懂船，会游弋暗礁，跟着我打鬼子，兄弟都有活路。”话音不扬，却字字击在要害。孙二虎低头沉默，半晌冒出一句：“我若反悔呢？”陶勇抬手在腰间拔出那支缴获的驳壳枪，放桌上：“枪还你，路你挑，天亮前给我答复。”说罢转身离开。
午夜两点，卫兵禀报：孙二虎坐在屋檐下，枪放膝边，没跑。“旅长，他说等你。”陶勇走过去。月色里，孙二虎站起，举枪倒扣双手奉上，“我改，条条都记心里。”陶勇只是点头，没多言，挥手让人登记番号：特别水上侦察大队。此后两周，整训、分枪、立规矩，连夜完成。纪律条文写得极硬，“扰民者枪毙”赫然在首条。孙二虎盯着那行字，咂嘴，却没吭声。
收编容易，改性难。三个月后，几名旧部偷偷带酒上船，醉后闹事，被地方告到旅部。陶勇罚了责任人十天禁闭，还扣了孙二虎三个月津贴。酒一醒，孙二虎跑去理论：“兄弟们跟着我多年，不容情面？”陶勇反问一句：“你要面子还是要队伍？”冷场三秒，孙二虎自认理亏，回头把闹事的人押到旅部，请自家鞭子执行五十军棍。第二天早操，全队列队，他亲自宣读新四军纪律，声音嘶哑，却无人插科打诨。从那刻起，水上侦察大队才算真正“脱胎换骨”。
1943年春，日军对苏中发动清乡，大队奉命护送两船药盐穿越封锁线。夜里薄雾，鬼子炮艇突然逼近。孙二虎带三条小船诱敌，借暗礁反打，一发穿甲弹直中敌艇油舱，火光冲天。两船军需安全抵岸，药盐救下数百名伤员。战后总结会上，陈毅看着战报，抬眼笑问粟裕：“这‘海贼王’如今如何？”粟裕答：“已成我军水上尖刀，可放心用。”
战火终结后，孙二虎改名孙仲明，军籍编号留在档案，职务写着“华中野战军水上侦察营营长”。有人问起当年的松绑，他只说一句：“陶旅长救的不是我，是那些等着物资的前线弟兄。”短短一句，概括了那桩看似匪夷所思的决定背后的深意：枪毙一个人容易，改造一支队伍、打通一条生命线，更难、更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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